日内瓦会议前后——何方口述片段之五

1954年4月我国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会议。这个会议分两段，一共开了三个月。我参加了前一段两个月的会。这一段讨论完了朝鲜问题，印度支那问题还没讨论完。我是从使馆被临时调去的。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，从驻苏联大使馆调了几个人去。除了我，还有李汇川、周砚、施谷、李则望等。把我调去，就是要我参加起草文件，主要是起草周恩来的发言。这个会议几乎是每天开，也没什么内容，净讲空话，可是报纸上得连续登消息，那你总得写出来呀。我们经常是工作到凌晨，给周恩来写发言稿或者研究问题。就是在这次日内瓦会议开始，我同周恩来有了接触。从使馆回国后，又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过一些政府报告和文件的起草工作。

我们的代表团很大，有一、两百人。有周恩来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李克农等大干部，乔冠华、陈家康、黄华、龚澎等外交部地区司和业务司的主要负责人，还有从其他单位来的。周恩来、张闻天他们住在别墅里，我、马列、陈浩等几个小干部也住在别墅里。因为别墅很小，其他人都住在外面的旅馆里。

咱们那个时候技术差，请苏联人帮助查一查，结果，从电话上，椅子下，还有其他什么地方，查出二、三十个窃听器。当时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次在国外开会，大家吓了一跳，紧张得不行。日内瓦会议开会时，咱们的规矩是这样的：开会的时候，一部分人去参加会议，另一部分人还要搞对外活动。对外活动的人以王炳南为首。王炳南办法多，就去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大使及通讯社的记者们联系，然后晚上到总理这儿来汇报。每天晚上他汇报时，我当然是坐在那儿听了。但是窃听器的问题，怎么对付呢？咱们已经搜寻了一遍了，但是怕还有。一个办法是把洗澡间里的水龙头打开，拼命放水，让水哗哗地流着；另一个办法是把收音机打开。这样搞了几天，弄得连自己人说话都听不清楚了。于是总理就说，算了，洋人要听就让他听吧。这才不放澡堂里的水了，也不放收音机了，各人讲各人的。

有时候人们讲着讲着就吵起来。有一次李克农就吵上了。李克农批评总理说：你这个司令员一竿子插到底，一下子管到连排长，还要我们这些团长干什么？弄得总理下不来台。总理说，克农，你喝多了吧？克农说，我没有喝多，我没醉！后来周恩来打圆场说，克农一定是喝多了。于是人们就把他拉走了。后来刘英也说过，刘伯承曾经笑话过周恩来，说周恩来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，长征时白天和大家一起行军，晚上累的不行了，可他就是不睡，还要批电报。那时候用的是毛笔，他批完的电报，人家根本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，因为上面是一团一团的墨。显然是太瞌睡了，手不听使唤点在纸上的。

我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时候，同样发现他管的事情细极了。总理确实是事无巨细，一竿子插到底，包括打字。这本来是我负责的。我写好稿子以后，他看了，改完后说：何方你拿去给打印清楚。我就拿给打字员刘兰云和史华两个人去打。她们两个都是外交部的打字高手。打完字以后，一会儿，周恩来说，叫史华来。他又有事吩咐。他这个人的记忆力真厉害！他能把大家的名字都记下来。比如，他问宋以敏：你姓什么？哪儿的人？随便问你三、两句，过十年以后他一见了你还记得你。有个大使叫陈志方，是个老红军，是他在中央苏区见过的。他们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面了。总理一见到他，就叫出了他的名字：陈志方。周恩来的记忆力真是惊人，记地名、人名、时间等真是厉害！

和总理在一起工作，大家对总理是很尊重的。总理这个人有一个好处：对大家还是很照顾的，当然有时候一块训人，也挺厉害，特别是训他自己的秘书和工作人员：这个花盆应该摆在这儿，你为什么摆在那儿？但是他一般对秀才们比较客气，对我们这些人比较客气。我把稿子写成这个样子，有时候也是大家的意见，他还得考虑。

这个代表团的规格比较高，我在这些人里面是小不点儿，而且比较老实。一些滑头到了后半夜瞌睡了，就偷偷摸摸地溜了。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铁打的。他晚上干一晚上，第二天又得去开会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睡觉。有一次，他带着黄华回来了，一看，光剩下了我一个人，就问：陈家康呢？我说：他说他头有点昏。又问：乔冠华呢？我又找了个理由给他含糊过去。

那时候参加写材料的人有：乔冠华、陈家康、宦乡和我。老老实实地干活的只有宦乡和我。其余的人都能摸到周恩来的脾气，有时可以偷个懒。而且他们不在别墅里和周恩来一起住。我是和周恩来住在一个楼里的，吃饭也在一起，所以他经常抓我。

在日内瓦时，乔冠华、陈家康、章文晋等我们这几个人喜欢东拉西扯地聊天，曾经开玩笑说这是个“废话协会”。有一次吃饭时，陈家康对总理说：总理，下一届政协是不是给我们“废协”也搞几个名额啊？总理说，哪个“废协”呀？陈家康说，我们成立了个“废话协会”。总理说，胡闹！什么“废协”，还要名额！外交部这几个人回到部里之后，还常开玩笑地说我们“废协”如何如何。到了反右派斗争时，周恩来在外交部大会上讲：有些人有一种右倾思想，不好好工作，成立什么“废协”。“废协”竟然成了个话柄。反右派，反着反着就把陈家康批了一通，说他搞“废协”。那“废协”算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它又没反党，它只是开玩笑。

章乃器说过，对共产党，他最佩服两个人，一个是顾准。还有一个就是陈家康。陈家康是个怪人，他的家里没有沙发，他在家里坐的是慈禧太后坐的那种硬木凳子。他是个懂文字学的副部长。做外交工作，一天三本《参考资料》他不看，弄了本线装书往那儿一放。有一次让总理看见了，总理说：家康，你看什么？他说：没看什么。可是线装书就放在那儿，很显眼呀。章乃器为什么佩服陈家康？我不知道。大概章乃器是说他有学问的意思。“文革”一开始，陈家康就被外交部领导抛了出来，不久就因心脏病发作，在湖南五七干校去世了。

在日内瓦，会下的生活还是很热闹的。俄文高级翻译李越然是个语言天才，还挺幽默，学谁讲话像谁。他不懂法文，可是有一次学孟戴斯.弗朗斯发言，腔调竟惟妙惟肖，惹得周恩来大笑。

在日内瓦，张闻天发现了一个苗头。有一天他跟我谈：看样子总理好像是很信任你的。我说，我不过是个劳动力而已。他说，危险。他怕周恩来把我调走，就和我说，你干脆别再参加这个会议了。结果会议还没开完，我就被精简了。6 月休会，张闻天叫我回大使馆，不让我再参加下一段会议。周恩来也没办法。他不能说要我，因为大使馆的人是归张闻天领导的。

我被打发回来以后，继续在研究室工作。那个时候日内瓦会议已经进入第二阶段，继续谈印度支那问题了。印度支那问题，就是指越南战争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《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政策》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洛迦诺是意大利在俄国的外交使臣。洛迦诺当年带回了意大利和俄国订的条约，就是维持现状，不再打仗了。那么现在写东方的洛迦诺，我的分析是：美国、英国要维持现状。所谓现状，就是越南分治的现状。越南北方已经是胡志明占领的地区，美英不打算要了，南方你也别去。别的地方如泰国、缅甸这些地方你们都不能动。老挝归富马亲王，柬埔寨归西哈努克亲王。你们别再搞红色高棉什么的，就行了。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，而且把它送到了日内瓦。当时在日内瓦正在进行越南问题谈判，每天都有信使到那儿去。张闻天把这篇文章交给周恩来看，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。不知道文章对他进行的谈判起没起作用，起码可以供他参考吧！美、英的要求不是推过来，把胡志明全部消灭，而是要维持现状；你现在打到中间了，那就在那儿维持原样吧。因为当时在奠边府已经取得胜利了。奠边府一拿下，北边就全部在胡志明手里了。美国不是要打过来，而是不要北边了。南边你也别过去。

那时候中央给苏联使馆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由张闻天领导驻东欧的各使馆。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任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，统一领导我们驻欧洲各使馆的支部。与咱们建交的国家有三十多个，其中社会主义国家有十多个，占了一半。张闻天不仅管苏联使馆，东欧这十来个使馆，包括它们建馆的筹备工作，他也管。当驻苏联大使时作为驻东欧各使馆共有的党委的头也好，当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时候也好，到各个使馆去真正视察工作的只有张闻天一人。在他之前没有，在他之后也没有了。张闻天到各使馆，不去管鸡零狗碎的小事，主要是帮助确定使馆工作的方针政策，推动研究工作，动员大家钻研业务、学好当地语文等。因此，他去视察，总要做一些大的形势报告。于是我在研究工作上，也得插上一手。到别的使馆去，有时他们就把使馆人员召集起来，让我做报告。什么国际形势、国内情况，都讲一讲。我随张闻天去驻波兰使馆视察工作的时候，已经当了驻波兰大使的俄文学校老校长曾涌泉，就曾经打电话给张闻天说，像何方这样的人，可以经常派他来，到我们这儿指导指导嘛。

建国之前，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，经常请示汇报：现在和国民党打得怎么样啦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，等等。例如1948年他给斯大林拍电报，汇报了内战情况后，谈到今后的建设，坚决要求访问苏联等。我们到莫斯科后，还是一切问题都请示斯大林。有一次郭沫若和宋庆龄去了苏联，见到了斯大林。他们回国后，周恩来埋怨郭沫若：你也不问一下，当前世界的主要潮流是什么？郭沫若哪儿敢问呀？只有听斯大林讲话的份儿。我在参加接待的时候，感到宋庆龄很高明。她讲话非常得体。该讲什么，不该讲什么，在什么场合讲什么，她都很得体，表达的方式也好。后来我研究宋庆龄，看到过一些有关她的资料，比如她对反右派的意见、对大跃进的意见、对在“文革”中斗争刘少奇的意见，感到她确实了不起！我感到宋庆龄的品德、作风、思想要超过共产党的好多老大姐。比如有的大姐绝对不吃西餐，有的要求这，有的要求那，弄得大家有时很为难。宋庆龄总是随遇而安。

在接待访问苏联的代表团时，我常有个任务，就是帮助张闻天做一些审查他们的对外讲话稿之类的事情。有一年开贸易促进会，国内派了一百多人到苏联来参加会，有章乃器、罗隆基、陈翰笙、孟用潜等。其中很多人我都不熟悉，最熟悉的是孟用潜。那次我的任务就是审定他们的发言稿。孟用潜告诉了我一些代表团的笑话：章乃器和罗隆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，章乃器早上在厕所里老不出来，罗隆基内急，万般无奈，只好在茶杯里小便。

张闻天确实是个怪人。他绝不拿任何人送的礼。所以到他那儿去也没人送礼。我跟了他十多年，没人请他吃过饭，也没人给他送过礼。他也不请别人吃饭，根本没这些事。我在外交部当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的时，实际上做了一些张闻天政治秘书性质的工作，帮他写写东西，替别人送给他审查的东西把把文字关，等等。后来当了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的萧扬，当时是他的政治秘书。姬鹏飞副部长请我在他家里吃过饭，我还每年都参加他的饭局。罗瑞卿在工作上需要外交部配合，每年在北京饭店请客，也请我参加。张闻天一切都公事公办。

张闻天和戈宝权也在一件事情上闹得不愉快。戈宝权参与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。由他提名，中国人有哪些人该上大百科。他把自己给搞上去了。在大百科全书中，中国的文化人没有几个，可是有戈宝权。张闻天说，这没有道理！你戈宝权在中国怎么算？政治人物中，只上了毛泽东等两、三个人，好多政治局委员都没有上；说你是文化人吧，连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等那么多的人都没有放上去，就把你戈宝权放上去了？

平时张闻天对大家都挺好的。只要不涉及不正之风，他对同志的要求并不那么严格。阎明复的哥哥阎明智那时当他的翻译。有一次陪张闻天去参加南斯拉夫的国庆。日子应该是明天，阎明智记成了今天，把张闻天领了去。汽车开到了那儿，因为上面插着只有大使才能插的五星红旗，人家警卫也不敢干涉。可是一看，人家使馆里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，才赶紧回头转。回来后，张闻天对阎明智也不过是狠狠地说了一句：好好检讨！就完了。

建国初期，驻外使馆的人员工资很高。高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大使们在外边呆了两三年，挣的钱就够回国买房子了。有的大使就买了四合院。后来他们或是交了党费，或是把房子上交给了公家。张闻天出来当大使以后，立即给中央写了个报告，要求压低驻外使馆人员的工资，压的幅度很大。降低工资这件事，东欧好多国家的大使、参赞都不满意，因为殃及池鱼了。很多人对他都有意见。那个时候，外交人员工资确实也太高，国内那么艰苦，但我们的工资却和外国的外交人员相提并论。张闻天打了这个降低工资的报告，说从我们苏联使馆降起。这一下，我去使馆后不久，拿的就是降低了的工资。我常常开玩笑说，跟着张闻天，便宜没占多少，倒霉是主要的。  

工资大大降低了之后，我们的待遇还是比国内要高得多。张闻天可能挣2000多卢布。我是1200卢布。1200卢布，相当于那时的人民币600多元。这在国内就是很高很高的工资了，比中央领导都高很多。苏联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德罗夫的工资也就是1200卢布。在苏联，政府系统的干部待遇高，党的系统的干部比较低。亚历山德罗夫当文化部长时薪水很高，很神气；后来转到宣传部当部长，薪水降了一半，参加我们使馆的宴会，他自己乘地铁来，而他在苏联的名气是很大的呀！我们那时候买东西都在国内买，因为国内的东西太便宜了。有的人连衬衣都不洗，一买就是好几十件，脏了让人捎回国内洗。因为在莫斯科洗一件衬衣的费用，比国内买两件衬衣还贵。但当时在苏联买书，是非常便宜的。苏联有个特点，凡是宣传文化教育的东西都便宜，他们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国家补贴。三两个卢布，顶多十来个卢布就买一本书。我有好多理论书，买的都是苏联出的中文版。

在节约问题上，张闻天也有过分的地方。你让大家了解苏联的情况，总该叫大家出去看看吧？张闻天抠门抠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我在苏联呆了四年，在苏联境内，除了莫斯科，竟然哪个加盟共和国和城市也没去过。他哪儿都不让你去，怕让公家给你花旅费、花住宿费。我们快要回国了，最后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列宁格勒呀。他说，要去，得自费。我们原来都是供给制，后来变成拿工资，转换时期思想跟不上，有了钱还不知道怎么花呢。那时候对钱没兴趣，在使馆的时候，让捐献就捐献，让买公债就买公债。买公债根本没想什么时候还本付息。

去列宁格勒叫自费就自费吧，也无所谓。结果，在回国之前，我和宋以敏就跟着张闻天和刘英同志去了一趟列宁格勒。武官夫人鄢仪贞也和我们一块儿去了。我们五个人，全部自费，包括乘火车、住旅馆、吃饭和市内交通。到了列宁格勒，鄢仪贞为了节约，嫌一个人住一间房间太贵了。可是外交人员要考虑影响呀！最后她只好自己单住了。使馆这次去列宁格勒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呢？就是因为自费。其实张闻天到了那儿，还去了解在那儿学习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和教员的情况。这不是工作是什么？

我们几个人的个人爱好区别极大：刘英喜欢逛逛商店，不买东西也想看看。张闻天对进商店毫无兴趣，就是喜欢逛书店、逛公园。我夹在中间，挺为难。冬宫是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。人家说，好好看，得一个月。可是张闻天没多大兴趣，我们半天就看完了。我和宋以敏不甘心，想再去看看，就偷偷地跑了出去，回来后被张闻天训了一顿：你们跑到哪儿去啦？大家一起行动！但是在离开苏联前终于能够去一趟列宁格勒，我们已经挺满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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